艺术手册斜视的目光当代文学与历史
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
《斜视的目光》可以说是《写在当代文学边上》的续集，就像《写在当代文学边上》一样，《斜视的目光》依然是一种业余的态度和边缘的立场，远离当代批评的主流话语与权力，穿越各种知识的边界，在话语/权力的空隙游玩、嬉戏。这不是教育部编教科书，无疑不是当代文学的标准答案，或者真理的注疏正义。它不过是个人的阅读笔记，一个游手好闲者随心所欲的游逛、张望以及兴之所至的评注。尽管有些是冠冕堂皇的论文，实际上却是我喜爱的罗兰·巴特钟情的“片断”。
这个书名来自罗兰·巴特的《中国行日记》。针对“以中国的观点来谈中国”和“以西方人的观点来看待中国”这两种不同的观点，罗兰·巴特指出：“在我看来，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好的目光是一种斜视的目光。”
年4月11日，罗兰·巴特和《原样》杂志社一行到中国旅行。4月13日，罗兰·巴特记录下了初到北京的印象：“真让人印象深刻！完全没有时尚可言。零度的衣饰。没有任何寻求、任何选择。排斥爱美。”多格扎的风格使他产生了强烈的生理反应：“平生最厉害的偏头疼——无法入眠与恶心。难受、心灰、恐慌。对于这一点，我最终认为，它象征着对白天的活动的完全拒绝，象征着‘是的，无话可说’与‘不，我不想说’（即偶像崇拜者的‘是的，但’）之间的断裂。”
当时正值批林批孔运动高潮，罗兰·巴特一路上听到的都是对孔子与林彪复辟罪恶的控诉。4月14日，他们参观北京新华印刷厂时见识了中国特色的政治砖块与俗套：“林彪，成了每两分钟就被提到的适宜各种场合的替罪羊。”“批判林彪：有着最为密集的砖块。在一句话的长度中，有多少砖块啊？”“很少能对于一个具体问题有一种回答。有的是：数字与砖块。”罗兰·巴特发现了一个规律：“文化越高，俗套就越变得多起来≠西方。”“大量的砖块。越是说到文化，就越是砖块。”
4月15日，他们参观了上海一处公寓，罗兰·巴特记下了一位退休女工有关生活介绍的感受：“[对俗套的反感的上升。]讲话太长，太累了，懒得记录下来。‘生活’（叙事），只能按照圣徒传记的意义来理解。”4月17日晚，他们和上海作家举行了座谈。罗兰·巴特感叹：“遗憾的是，这位作家是最为俗套的。”
5月3日，罗兰·巴特中国行的最后一站——中国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他在这里听到的是熟习了的标准答案：“不幸的人，天真的人，感觉不到我们已经10次完整地听过他的话了。或者，这种情况对于他来说毫不重要？价值的改变：新颖性已不再是一种价值，重复也不再是一种毛病。教授继续开列林彪的罪名（都是抽象的）和砖块名目。”他对教授们的评价是：“还是离不开砖块。”“从漂亮的砖块开始”，“图书馆人员的砖块：批判地继承。”“（中文系）那位妇女也以漂亮的声调开始堆砌她的砖块。”
在罗兰·巴特看来，“俗套意味着固定”。“俗套可以用疲倦一词来评定。俗套，即开始使我感到疲倦的东西”。“多格扎，即公共舆论，即多数人的精神，即小资产阶级的一致意见，即自然性的语态，即偏见之暴力”。“多格扎，即通常的舆论、重复的意义，就像什么都不是。这便是美杜莎：它使看它的人变成石头。这意味着它是显然可见的。它被看到了吗？甚至没有被看到：它是粘在视网膜深处的一团明胶状的物质”。“多格扎是压制人的。但也许是镇压人的”？“它是一种死去的重复，它不来自人的躯体，或者也可以准确地说，是来自死人的躯体”。
罗兰·巴特的《中国行日记》让我重温了童年的记忆。与某些人对“文革”充满美好的回忆不同，那种空洞虚假、千篇一律、程序化、模式化、俗套、乏味的“政治学习”“思想汇报”和“好人好事”，令我厌烦和反感。
作为新时期文学的重要象征，北岛“我不相信”这四个字在我心中产生了毁灭性的回响。年上大学后不久，我读到了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我一直将《一九八四》视为一个与我的生命相关的寓言。
《一九八四》不仅是苏联极权主义的写照，而且是整个现代极权主义的寓言，从斯诺登泄露的“棱镜计划”，我们可以看到，《一九八四》同样也是美国的一面镜子。正如奥威尔在年——创作《一九八四》前两年——在对札米亚金《我们》的评论中所指出的，赫胥黎的《美丽的新世界》和札米亚金的《我们》，“两本书写的都是人的纯朴自然精神对一个理性化的、机械化的、无痛楚的世界的反叛”。“札米亚金的目标似乎不是某个具体国家，而是以文明作为隐含目标的。??他有理由不喜欢他所生活的政治体制，但是他的书并不是简单地表达一种不满。它实际上是对‘机器’的研究”。
一些没有心肝的右派人士把奥威尔当成反共作家，另一方面，一些缺乏心智的左派人士也保持着与此一致的看法。他们同样把奥威尔简单化和庸俗化。今天，应该恢复参加了西班牙内战、为保卫西班牙共和国与法西斯浴血奋战的奥威尔的本来的身份和真实的思想。正如董乐山辨正过的：“首先必须指出，奥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简单的所谓反苏作品。正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洲研究系汉学教授、著名评论家西蒙·黎斯年的一篇论文《奥威尔：政治的恐怖》中所指出的，‘许多读者从《读者文摘》编辑的角度来看待奥威尔：在他的所有作品中，他们只保留《一九八四》，然后把它断章取义，硬把它贬低为一本反共的小册子。他们为着自己的方便，视而不见奥威尔反极权主义斗争的动力是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因此，在黎斯看来，奥威尔首先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其次是一个反极权主义者，而他的‘反极权主义的斗争是他的社会主义信念的必然结果。他相信，只有击败极权主义，社会主义才有可能胜利。’《一九八四》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联的反共小说，毋宁更透彻地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因此揭露极权主义的危害，向世人敲起警钟，让大家都看到它的危害性——对伦理的破坏，对思想的控制，对自由的剥夺，对人性的扼杀，对历史的捏造和篡改??是何等的重要。如果听任它横行，在不久的将来，人类社会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对极权主义和政治恐怖主义的反感、厌恶与批判是社会主义者奥威尔一种自然的反应。奥威尔曾经在《动物庄园乌克兰文版序》中对人类的处境有一段寓言式的描写：“我看到一个小男孩，大概十岁，赶着一匹拉车的大马在一条狭窄的小道上走，那匹马一想转弯，那男孩就用鞭子抽它，这使我想起，如果这些牲口知道它们自己的力量，我们就无法控制它们，人类剥削牲口就像富人剥削无产阶级一样。”它充分表达了奥威尔对压迫性秩序的态度。
人们普遍认为，年恢复高考，恢复了中国起码的公平。如果没有恢复高考，如果中国仍然只有“工农兵学员”和“推荐上大学”，那么，我这样纯粹的农家子弟，就不可能迈入大学的校门。那个时代推荐的通常是“一颗红心，两种打算”的“知识青年”或者把政治当成时尚的“学雷锋积极分子”。
这里讨论的主要是以虚构和想象为特点的小说这一文类以及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作家，他们有的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有的是“中国离诺贝尔文学奖最近的作家”。这类虚构和想象，出之以一种熟习的主导性模式，即所谓“魔幻现实主义”。这些作家和作品有一种我从小熟悉的气味，也就是给罗兰·巴特留下了深刻印象的那种刻板的、预知的、虚假的俗套，尽管这种俗套在今天表现为另一种不同的模式。这些作品是由罗兰·巴特所说的“政治砖块”堆砌起来的，尽管这些砖块不再是苏联出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砖块，而是美国加工的魔幻现实主义砖块。
李欧梵为中国志怪小说传统没有在当代发扬光大感到遗憾和伤感。年，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中国文坛的领袖十分机敏地指出，马尔克斯为第三世界的中国作家指示了一条“走向世界文学”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捷径，而中国作家则正是像李先生所期待的那样，把魔幻现实主义当做一种摩登的外国志怪小说争先恐后地大规模仿制，在新时期形成了一种流行的现代志怪风尚，为中国当代作家长期被压抑的想象力大开方便之门。韩少功的《爸爸爸》里的白痴和《女女女》中的鼠阵为后来的“仿魔幻现实主义”打开了想象的闸门。中国的这种“仿魔幻现实主义”有着令人吃惊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可以与马尔克斯的小说《百年孤独》虚构的人物霍塞·阿卡迪奥·布雷地亚——“他的想象常常超越大自然的智慧，甚至比奇迹和魔术走得更远”——的想象力媲美。
爱因斯坦曾经说：“谁要是把自己标榜为真理和知识领域里的裁判官，他就会被神的笑声所覆灭。”阎连科宣布：今天谁不读博尔赫斯，谁就是文学之盲。我知道，同样，在今天，谁还提起社会主义这几个字，必定是政治之盲，是无知甚至无脑。诋毁和嘲笑社会主义成为了今天知识精英们的知识时尚，成为了他们知识和身份的证明。然而，是否还有人记得，20世纪曾经是社会主义的世纪。米塞斯在年出版的《社会主义》一书的导言中这样描述他所处的时代：“社会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很走红的口号。社会主义思想主导着时代精神。公众赞成它；它表达着全体人民的思想和情感；它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当后人把我们的故事载入史册时，这一章的标题将是‘社会主义时代’。不错，社会主义尚未建立起能够体现其理想的社会。但是过去二三十年来，文明国家的政策一直在朝着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的方向努力。??没有人从原则上反对社会主义。今天，凡是有影响的政党，都不敢公开主张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对于我们这个时代，‘资本主义’代表着万恶之源。甚至社会主义的敌人也受到社会主义观念的支配。”今天，世界颠倒过来，人类两百年来的努力被宣布为错误、荒谬甚至罪恶，正如理想、善被宣判为恶，而自私、恶则被赞美为善。某大官宣示：今天共产党应该利益最大化，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年，康有为在《张文烈遗集》序中感慨：“呜呼！昔《孟子》开宗明义，告梁惠王以不言利，太史公读之而掩卷流涕，康有为读之而慷慨唏嘘。”“嗟乎！孟子真愚人哉！即不知有利也。若此大愚不灵之书，宜今之毁冠裂冕而废教也。”社会主义不仅是现代主要的思想潮流，而且植根于中国漫长的思想传统之中。那些习惯于追潮逐浪、与时俱进的文化英雄，今天用他们的滥污和无耻随意诋毁社会主义；然而，在米塞斯的时代，他们又是哪一种“时代英雄”、“积极分子”、“标兵”与“模范”？
卢森堡曾经说，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野蛮。与卢森堡针锋相对，米塞斯说：“如果我们希望拯救世界于野蛮，就必须打败社会主义，我们不能无所用心地把它撇在一边。”他认为：“创造历史的是观念??只要我们能够战胜社会主义观念，只要能让人类认识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必然性，社会主义肯定会退出舞台。”当时他几乎是唯一一位向社会主义挑战的孤军奋战的思想战士：“心怀鬼胎的先知，终究敌不过具有真诚信念力量的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腐蚀观念。无论金钱还是其他任何奖励，都雇不来反抗观念的战士。”他是20世纪反社会主义的孤独的先知。
在这个私有化成为了政治常识，成为了普遍的意识形态的时代，我们无法想象在20世纪这个社会主义的世纪，米塞斯这位私有制的先知遭受过怎样的孤立、敌视与排斥，他的一生多么孤独。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原来的德语国家，还是后来在美国，他一直都找不到正式教职，自始至终被排斥在学术体制之外。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有时候我不免怀有一种希望，希望我的著作能够产生实践方面的影响，希望它们能为政策指出正确的方向。我始终在寻找意识形态转变的迹象。但我从不欺骗自己；我的理论解释了，但并未延缓一个伟大文明的衰亡。我想做的是改革者，却只是成了记录衰落的历史学家。”年，他以92岁高龄辞世，即使他活过了漫长的岁月，也仍然没有获得任何重要的荣誉。
米塞斯逝世后，他的妻子引述美国企业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本杰明·安德森的话说：“他最令人敬仰的品质是宁折不弯的诚实，毫不犹豫的真诚。他从不屈服。他总是自由地说出他认为对的东西。如果他曾打算收敛一点或仅仅弱化一点对流行却不负责的政策的批评，那些最有影响力的位置和大门都将向他敞开。但他从未妥协。”
哈耶克名气很大的《通往奴役之路》很有点苏联《真理报》的味道，米塞斯的著作则闪烁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可是，这位令人敬佩的、勇敢的、智慧的先知和大师也并非纯粹真理的化身，在洞见的旁边，存在着明显的谬误和自相矛盾。米塞斯宣称：“在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中，人类的智慧明白了要用和平原则战胜暴力原则。??爱和平就是自由主义社会理论本身。??自由主义的和平主义是自由主义社会哲学的产物。自由主义致力于保护财产，反对战争，这不过是同一条原则的两种表述。”可是，他一转身便说：“非民主国家的人和制度只能通过暴力加以改变。失去人民支持的制度和个人将在剧变中被扫地出门，被新的制度和个人取代之。”他举起右手高呼反对暴力革命，然而，只要暴力合乎自己的目的和心意，便毫不犹豫地伸出左手欢呼。
米塞斯的思想鲜明地体现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他不遗余力地为私有制和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自由主义拥护生产资料私有制，不是因为它想帮助有产者，而是因为它期待这种经济组织会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平。自由主义经济体系能生产出比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更多的产品，经济剩余不只是有益于所有者。因此在自由主义看来，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开战绝不是为了富人的特殊利益，它甚至关心最贫穷的人，因为他们也会受到社会主义的严重伤害。无论是否接受这一观点，把狭隘的阶级利益强加给自由主义是错误的。”听到这种像是尖刻的讽刺的辩护词，无论多么脸厚心黑的资本家都会脸红。杰斐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并没有将美国革命表述为一场捍卫私有财产的战争，而是宣布：为了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一切人生来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以某些（固有的和）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为了巩固这些权利，在人们中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统治者的同意；无论什么时候一个政府破坏了这些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这个政府或把它废除。”米塞斯一方面极力反对马克思关于意识是存在、思想是利益的反映的观点，拒绝用阶级的观点看待自由主义；可是，另一方面，他却用阶级的眼光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批判他的敌人和对手的思想。拉普日提出，只有在原始民族中，战争才会导致更强壮、更有天赋的人不被淘汰，而在文明民族中，战争通过逆淘汰导致种族退化。在引述了拉普日的这一观点后，米塞斯评论道：“哥宾诺等许多人的种族理论，都是源于在同资产阶级民主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斗争中溃不成军的军事和贵族特权阶层的怨恨。”即使像米塞斯这样令我敬仰的先知和大师也不免有“裸奔”的时候；因此，如果哪位“改革家”为了“改革”，连小裤衩也脱掉就令人毫不意外和奇怪了。
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是为维持其阶级统治服务的。“泰西之谚曰：‘权力所在，律法随之。’”托克维尔在其不朽巨著《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美国的贵族是从事律师职业和坐在法官席位上的那些人。我们越是深思发生于美国的一切，就越是确信法学界是美国的能够平衡民主的最强大力量，甚至可以说是能够平衡民主的唯一力量。”也就是说，在美国，宪政、法律是一种防御和制约民主的机制与力量。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认识，倍倍尔称，所有法学家都是反动分子。米塞斯的看法与此没有区别：“我们这些只考察法的作用——缔造和平——的人必须认识到，不管怎样，法只能起源于对事物现状的承认，不管这种现状是如何发生的。”与托克维尔、倍倍尔和米塞斯的观察相反，中国的“法律党”与“贵族”不仅不是反动分子，而且还是职业革命家。中国的“法律党”与“贵族”一边主张宪政，诅咒革命，一边号召用革命的方式推翻现存的宪法和秩序。毫不奇怪，正如大卫·科茨所发现的，苏联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发动的是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即一场贵族的革命。在苏联，只有通过一场革命，贵族才能一劳永逸地使他们的利益合法化与永久化。
在讨论正义的时候，罗尔斯提出了著名的“无知之幕”的概念。法律不是看对象下菜，而是要求遵循起码的“程序正义”。可是，沪上有位“叫兽”提出要建立“选择性反腐”的“法律”。“法律”到了“叫兽”们手里，变成了“潜规则”。“选择性反腐”比姚文元的“照相馆里出美学”更能够让人笑掉大牙。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有些令人神往，刘呐鸥等人编辑的《无轨列车》，鲁迅写下的《三闲集》《二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故事新编》充满了自由的生机和锋利的智慧。
有人将我称为“绝对的悲观主义者”。这种悲观主义源于对中国知识界以及所谓精英的悲观。米塞斯在回忆录中记下的门格尔的一段话让我感触良深：“它与普鲁士警察科学一脉相承。经济学诞生已二百年了，这个国家的精英分子仍然崇尚这样的胡言乱语并将其奉为圭臬，而事实上这些胡言乱语甚至还不是什么新鲜货色，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样一个国家？这样的民族还有什么指望？”面对中国的精英，我有一种强烈的荒诞感：中国的经济学家像是文学家，中国的文学家像是经济学家，中国的政治家像是商业家，中国的商业家像是政治家，中国的历史学家像是小说家，中国的法学家像是革命家。正如米塞斯所说的：“这些人不是经济学家，事实上，他们大抵站在反对经济学的立场。??历史研究的精神与他们无缘。他们连统计学的基本问题也不懂。他们是法学、科技、银行和贸易的门外汉。他们发表了大批著作和论文，讨论的都是他们一无所知的事情，治学态度之马虎草率令人惊讶。还有比这些更恶劣的：他们总是随时准备看风使舵。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赞同社会民主党人；年他们却摇身一变，与纳粹取得了共识。要是布尔什维克分子崭露头角，他们大概也已经变成了社会主义者。”
赫鲁晓夫沿着斯大林的靴尖爬上了苏联权力的顶峰，一夜之间用秘密报告的方式宣布了斯大林的罪行。和赫鲁晓夫这类苏联政客不同，美国记者斯特朗曾经被斯大林宣布为间谍并被投进监狱，在苏联非斯大林化以后才获得平反。可是，斯特朗却并没有因为个人的遭遇，追随时代的潮流，片面否定和诋毁“斯大林时代”，而是努力道出历史的真实。年，迎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和全球非斯大林化的浪潮，这个刚刚走出斯大林监狱的美国记者在《斯大林时代》一书中写道：“这是历史上一个生气勃勃的伟大时代，也许是最伟大的时代。它不仅改变了俄国的生活，而且也改变了全世界的生活。它使一切参加创造这个时代的人都发生了改变。它产生了千百万的英雄，也产生了某些恶魔。比较渺小的人今天可以回顾这个时代并且列举出它的罪恶。但是，那些在斗争中生活过来的人，甚至许多因斗争而死去的人，却曾经忍受了祸害，认为这是建设的一部分代价。我们难道能够忘记年的欧洲吗？那时法国的军队在希特勒面前十一天就垮了，那时欧洲害怕要有一个新的长达千年的黑暗时代。我们难道能够忘记那些自称为相对于所有奴隶种族的一个主宰种族的人们对全人类的进攻，能够忘记这一进攻是怎样在斯大林格勒的儿女们面前被粉碎的吗？他们狂热地、浪费地建设着，但是他们建设成了当全世界摇摇欲坠时能够昂然屹立的力量，为此今天全世界都应该感激他们。”无论苏联的历史包含了多少黑暗、残暴、血腥和污垢，我仍然要说，苏联不仅打败纳粹德国，拯救了欧洲文明，而且一度曾经是那个世界几乎唯一的光明与希望。
当中国产生了《诗经》《庄子》《史记》、李杜甚至《红楼梦》的时候，俄罗斯仍然还沉睡在野蛮和黑暗之中。高尔基在《俄国文学史》中将19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模仿者普希金称为“伟大的俄国文学之始祖”。俄罗斯是欧洲唯一没有接受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洗礼的专制帝国。在这样一块缺乏文明基础的土地上，社会主义实验成为了悲剧。
苏联后来堕落成为了世界上最具有压迫性和侵略性的国家，年入侵阿富汗使它踏上了最后的崩溃之路。这个原子弹比土豆还多的国家。它的崩溃不是因为它不够强大——按照尼克松的说法，在军事上，苏联比二战前德意日三个国家加起来还更强大；而是因为在这个只有《真理报》的神权政治的国家，没有基本的言论自由，缺乏必要的纠错功能。官僚主义、阿谀奉承、吹牛拍马，总之，专制与奴性深入这个国家的骨髓，哪怕是最需要自由与批评的艺术领域也是如此。米塞斯指出：“在布尔什维克主义统治下的俄国和匈牙利，得到相关部门认可的艺术家、科学家、作家等，被免除了从事普通劳动，不能从其他活动中取得收入。??衙门习气深入到了精神领域，不讨好当权者的人不能作画、雕塑或指挥乐队。”苏联的政治是一种选拔谄媚者和投机者的政治，它所选择的是赫鲁晓夫和叶利钦这样的谄媚者和野心家。叶利钦为了将社会财富装进自己的腰包，不惜解体了一个超级大国，然后，以特赦自己的家族作为交换条件，将国家交给了秘密警察。
比起许多中国作家来，赛珍珠这个外国作家更加了解和懂得普通中国人的思想和感情：“我在中国内地的一个小镇上，曾有过这么一个经验。那镇上有个庙，里面的和尚不守清规，秽声四播。但是镇上人虽明知道和尚不守清规，污辱佛门，却仍敬神如故，香火不断。有天我在庙里，看着一个老年人来烧香拜佛。我问他为什么和尚如此不规，镇上良民仍来进香礼佛。他的回答使人吃惊，他说：‘人是来拜菩萨的。难道好为了几个人的为非作恶，人就不拜他们所相信的菩萨了吗？’”“中国人始终信仰其所信仰者，他们等待汉奸和贪官污吏们自生自灭。”
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一书中写道：“毛泽东在年曾经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到了年，人们都明显地认识到中国的确是站起来了。”一位年后被监禁了多年，直到年才被允许离开中国内地的香港记者，这样描述年国庆游行的观感：“我必须承认，我几乎被那不可用语言来表达的感情噎死——我从未感到过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如此的骄傲。”因为政治黑暗、贪腐横行，国民党使19世纪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达于极点，酿成了南京大屠杀的灾难。被今天的“民国范儿”拱到了天上的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认为，中国根本无法抵抗日本。清华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钱稻孙认为，抵抗日本，中国不仅会亡国，而且会灭种。南京大屠杀刚刚过去几十年，泯灭了天良的“民国范儿”就为那个血腥、黑暗、腐败的时代唱起了赞歌。那些没有心肝的“民国范儿”，应该读一读陈天华、黄继光、邓稼先这些20世纪的民族英雄的心迹。
自由是人类最重要的价值。斯宾诺莎在年出版的《神学政治论》一书的序言中说：“自由比任何事物都为珍贵。”雅斯贝尔斯甚至说：“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就是试图去获得自由。”同时，自由也是人类文明不可或缺的条件。密尔在《论自由》中曾经援引罕波尔特的观点：人类发展的必要条件是“自由和境地的多样化”。他说：“个人之间，阶级之间，国族之间，都是彼此极不相像：他们闯出了各式各样的多种蹊径，条条通向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欧洲之得有前进的和多面的发展，完全是受这个蹊径繁多之赐。”
对我而言，思想自由并不是像许多人那样，表决心，写血书，标榜自己要做一个柿油派，而是相反，是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压迫、思想专制和一切的趋炎附势、鹦鹉学舌、老生常谈、陈词滥调以及势利、恭顺、奴性、俗套、偏见的生理反感与厌恶。人们追逐高大上、白富美，我喜爱朴素的事实与细节。
欧洲启蒙运动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被视为追求自由与解放以及脱离黑暗，走向光明的运动。年4月17日，李大钊在《真理之权威》中写道：“余爱自信之言论，余尤爱自由之言论。盖言论而基于自信本于自由者，虽不必合于真理，而与真理为邻。”李大钊为年6月1日出版的《每周评论》所写的社论《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指出：“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思想本身，没有丝毫危险的性质。只有愚暗与虚伪，是顶危险的东西。只有禁止思想，是顶危险的行为。”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宣布：“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与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年，毛泽东在《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不怕批评，它是批评不倒的。??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米塞斯在《人的行动》一书中写道：“对异端的不宽容并加以迫害的这种学说，包含着许多矛盾，而且缺乏逻辑的一致性。??这个世界从来没有过如现代政府、政党和压力团体所建立的如此机敏的宣传和压迫制度。但所有这些庞大的建构，一旦遭受一个伟大的意识形态的攻击，就像小孩用纸牌做的房子一样将立即倒塌下来。”
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是北大教授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在年6月8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25号上，陈独秀发表了著名的《研究室与监狱》一文：“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他们践履了自己的誓言，甚至身殉了主义。他们就像一面明亮的镜子显示了当今某些作家的阴暗、卑劣、下流和无耻。
米塞斯在20世纪的孤独让我想到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如果说顾炎武是理学的终结；那么，王夫之则是理学的总结。他的著作埋藏了年。近代湖南英雄辈出，挽狂澜于既倒，无不奉王夫之为先师。
安史之乱后，中国的重心移向东南。湖南直到宋代才真正开始得到开发。作为中国最闭塞落后的省份，湖南近代保守与开放两种思想极端相互激荡，既有谭嗣同“冲决网罗”之说，也有苏舆《翼教丛编》之辑。湖南水少山多，民性倔强。曾国藩《湖南文征序》这样描写湖南的人文地理：“湖南之为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亦山国荒僻之亚。”抗战时期，钱基博在湖南安化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任教，著《近百年湖南学风》，继曾国藩之后，进一步阐发了湖南的地理和文化特点：“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叠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之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
毛泽东既是近代湖湘文化的结果，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儿。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民众的大联合》：“古来各种联合，以强权者的联合，贵族的联合，资本家的联合为多。”“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年1月，刚刚出狱不久的陈独秀写了《欢迎湖南人的精神》一文：“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正像诋毁和妖魔化毛泽东是卑劣下流的媚俗一样，掩饰毛泽东的失误和过错，建立对毛泽东的偶像崇拜，同样是一种可怜可耻的愚昧奴性。有人将毛泽东诞辰称为“人民节”。明明是某些人的“圣诞节”，怎么成了“人民节”？把毛泽东当成耶稣一样的救世主，如果不是对毛泽东思想的莫大讽刺，就是对人民的刻毒挖苦。这种企图“继承”毛泽东遗产的人，同某些新儒家把儒家变成宗教、把孔子当作教主一样，如果不是鬼迷心窍，或者别有用心，便是西方基督教拙劣的模仿。如果这种偶像崇拜成为思想习俗；那么，儒家思想和毛泽东思想就必然失传。
我极其厌恶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精英们愚蠢和无耻的精英主义。他们把不平等和不义奉为他们的信仰。他们宣扬“不讲道德的经济学”，将他们的所谓“自由”凌驾于“平等”之上，同时将他们的所谓“效率”置于“公平”之上。晚清改良派思想家何启、胡礼垣告诉我们：“夫公平者，国之大本也。国之有公平，犹人身之有脊骨，脏腑之有气血也。”“人之根本在元气，国之根本在民情。”“民虽寡学，而断不可欺，民纵愚蒙，而善能知感。”只有僭主式奴才，才把蔑视和欺压民众当做抬高自己的垫脚石，用权位掩盖自己的愚蠢和不义。
我们通常将年9月陈独秀创刊《青年》杂志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端，新文化已经有年的历史了。然而，除了年何占豪和陈钢这两位当年的青年创作的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我很怀疑中国这年的现代思想、学术和文艺有什么可以传之久远。好在我们还有鲁迅。除了新文化运动年之外，今年是“文革”结束和新时期开始40周年，也是鲁迅逝世80周年。早在年，钱杏邨就宣布阿Q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鲁迅不断地被那些假先知宣布已经死去，但却一次又一次复活。鲁迅的作品——他的思想和艺术，在今天，在这个新的世纪，显示了它令人惊叹的巨大魅力和威力。
年伊始，中山大学校园就发生了暴力事件。我不能对事件本身妄加评论。令我惊异的是，那些旁观者的兴奋和激动，尤其是那些一贯宣称反对暴力和污辱的人，只要有暴力和污辱发生，他们就欢呼鼓舞，欣喜欲狂，就像鲨鱼闻到了血腥一样。
年1月，读到何吉贤《春天的深处》，这是这个世纪唯一触动了我灵魂深处的文学。它回放了一代人的青春意气和丢盔弃甲的人生。我们还可以想象自由、平等、正义、理想、诗意、浪漫、善良、美好吗？感谢何吉贤兄的大作，让我重温这些遥远的概念。
在一次学术活动上，斯坦福大学的一位教授认定我是一位“反美主义者”。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会毫不犹豫地赞同年王尔德的看法：“美国人是世界上受到最好的政治教育的人民。这个国家实在值得一去，它可以教给我们‘自由’这个词的美丽和‘开放’这样东西的价值。”美国总统尼克松在《：不战而胜》中引用了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一书中的这一观点：“政府的最终的目的不是用恐怖来统治或约束，也不是强制使人服从，恰恰相反，而是使人免于恐惧，这样他的生活才能极有保障；换句话说，加强他生存与工作的天赋之权，而于他个人或别人无损。政治的目的绝不是把人从有理性的动物变成畜生或傀儡，而是使人有保障地发展他们的心身，没有拘束地运用他们的理智；既不表示憎恨、忿怒或欺骗，也不用嫉妒、不公正的眼加以监视。实在说来，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
美国和中国不仅是今天世界上两个最重要的国家，而且也是两个在本质上最接近的国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像美国和中国这样热爱自由与平等，我们对于压迫、不平等和不公正如此难以忍受，以致当代假贵族气得跳到半空中大骂“民粹主义”。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开头写道：“我在合众国逗留期间见到一些新鲜事物，其中最引我注意的，莫过于身份平等。??随着我研究美国社会的逐步深入，我益发认为身份平等是一件根本大事。”按照他的描述：“人在这里比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比在历史上有记录的任何时代，都显得在财产和学识方面的更近乎平等，换句话说，在力量上更近乎平等。”自由与平等绝不像中国的柿油党所蛊惑的那样天然敌对，而是相反，它们彼此依赖、唇亡齿寒。年，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总统林肯说：“我认为‘一切人生来平等’这个宣言是我们的自由制度赖以建立的伟大基本原则。”年，被视为美国国家哲学家的杜威在《民主和教育管理》一文中指出，精英主义与专制、独裁有着本质上的联系：“每一种专制和集权的社会行动都依赖这样一个信念：所需的智力局限于少数优越的人，他们由于固有的天赋，天生地具有控制他人行动的能力和权利；他们制定原则和规则，并指定那些原则和规则的实施方式。”他在《自由主义与平等》中道出了自由与平等密不可分之关系：“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实际上，实现民主理想的可能性取决于在社会实践和社会制度上实现由平等与自由结合的可能性。”
正如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热爱自由和平等的国家，美国和中国同样也是世界上两个最富于社会流动性的国家。正如美国“从圆木小屋到白宫”的神话一样，在中国，“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是一种普通的“奇迹”。年，康有为在《孟子微》中阐述了这一观点：“《大学》言平天下，不言治天下，《春秋》、孟子言平世，不言治国，盖以平为第一义耳。”他在《大同书》中写道：“于是中国之俗，阶级尽扫，人人皆为平民，人人皆可由白屋而为王侯、卿相、师儒，人人皆可奋志青云，发扬蹈厉，无喀私德之害。此真孔子非常之大功也，盖先欧洲二千年行之。”“且以事势言之，凡多为阶级而人类不平者，人必愚而苦，国必弱而亡，如印度是已。凡扫尽阶级、人类平等者，人必智而乐，国必盛而治，如美国是也。其他人民、国势之愚智、苦乐、强弱、盛衰，皆视其人民平等之多少分数为之。平之为义大矣哉！”无论愚蠢的伪精英怎样为不平等、压迫与奴役辩护，然而，平等才是人类文明的真正尺度，因为没有平等，就没有真正的自由。
从欧洲远涉重洋到达新大陆的清教徒摆脱了传统欧洲的身份制度和宗教迫害，而中国早在东周就基本上扫荡了贵族身份制度。中华文明能够长期延续，中国在20世纪能够迅速重新崛起，并不是偶然的，与其说是简单地通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结果，毋宁说是中国革命用现代的形式表达和发挥了传统文明内蕴的光辉。
吊诡的是，美国这个伟大的民主国家一方面是世界上最肮脏的独裁者的亲密盟友，另一方面，自从年古巴革命胜利推翻巴蒂斯塔的军事独裁统治以来，美国对其兄弟之邦一直公开奉行敌视、封锁、禁运、颠覆、入侵、暗杀政策。自由女神脚下这个向全世界兜售自由、民主、人权和推行颜色革命的国家，却禁止自己的公民去接触、访问和了解这个小邻居。对这样的帝国，难道不应该有一点点疑虑吗？
与托洛茨基不同，陈独秀作为斯大林错误的替罪羊，晚年在反思苏联政治悲剧的时候，并没有归之于斯大林的个人品德：“把苏联的一切坏事，都归罪于史大林，而不推源于苏联独裁制之不良，仿佛只要去掉史大林，苏联样样都是好的，这种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公平的政治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史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在十月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史大林，而不是史大林才产生独裁制。”
李普塞特在《政治人》一书中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没有为共产主义下的民主政治留有余地。只存在两种互相排斥的社会类型：冲突的社会与和谐的社会。第一种类型，按照马克思的看法，本来就是对人类尊严的破坏，必须予以摧毁。第二种类型消灭了冲突的根源，所以不需要民主制度，如免遭国家权力侵害的各种防范措施、权力的分割、对司法保障、宪法或‘权利法案’的保护。俄国革命的历史已经证实运用某种只涉及不存在之理想——亦即完全和谐的社会和不断冲突的社会——的理论，所带来的某些可悲后果。”这是我所见到的对苏联悲剧最深刻的检讨与批评。按照中国古老的“和而不同”的智慧，和谐不应当是思想的同质化，更不是清除异端，而是包容各种不同的观点。
现代著名物理学家尼耳斯·玻尔提出了互补性概念，玻尔为他的族徽选用了一句铭文：“互斥即互补。”苏联认为玻尔的互补性概念与马列主义冲突而对他发起了攻击。当玻尔年环球旅行经过苏联时，有人问他互补性观点与辩证唯物论有什么关系。他回答道：“我对辩证唯物论的了解还不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的其他先驱们都是一些很有智慧的人物；假若他们能生活到今天，他们会是和我们一起为了科学在这段时间内所取得的进步感到高兴的。”
中国“文革”结束尤其是苏联解体以后，全世界形成了声讨乌托邦和理想主义的潮流。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构成的乌托邦之链奠定了现代世界乐观、进步和奋斗的基调。年，20世纪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自由主义与工党》中说：“人类的政治问题是要把三要素结合起来，即经济效益、社会公正和个人自由。”在某种程度上，凯恩斯与马克思一样相信人类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以后将会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年，凯恩斯在《我们后代在经济上的可能前景》中充满乐观地预言人类在年之后将会结束马克思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代。他说：“可是要注意！谈论上面所说的这一切现在还为时尚早，至少还得等上年时间。而现在我们必须自欺欺人地把美的说成丑的，把丑的说成美的，只是因为丑的有用而美的不能带来实惠。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我们仍然还是把贪婪、高利盘剥和谨慎奉为神明。因为只有这些才能把我们从经济必要性的沼泽中带出，走上康庄大道。”我们离凯恩斯所说的那个时刻越来越近，但是，那个美好的世界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今天仍然是一个黑白是非善恶美丑颠倒的世界，然而，这并非理想主义和乌托邦之罪，亦非科学技术进步之过，而是权力的专制与资本的贪婪之恶。
人无完人，同样，也没有完美无缺的思想，没有绝对正确和永远正确的真理。即使自由也有它的破坏性，民主也有它的阴暗面。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的奠基，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机运，人们称之为“启蒙运动”或“光明运动”。但是，受美国白壁德新人文主义影响的学衡派梅光迪、吴宓等人却对新文化运动心怀隐忧。年，他们创办《学衡》杂志，致力于新文化运动之检讨与批评。在新文化运动的高潮中与新文化运动的欢呼声中，梅光迪发出了不同的声音：“人方以为晨光始启，而己独抱隐忧，以为漫漫长夜之将至。”
现代的历史与启蒙的故事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知识分子把启蒙视为自己的使命，知识分子成为现代的先知和使徒；然而，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现代是知识分子的炼狱之旅，是对知识分子的严峻考验。不仅仅布鲁诺被烧死在现代的黎明，现代的正午，火刑柱烈焰腾天，强烈的阳光盲目了我们的双眼。
吴宓在年9月8日日记中写道：
柏拉图所著《共和国》“Republic”一书，其原文第四百九十六页，节译如下：
君子生当率兽食人之世，固不同流合污，偕众为恶，而亦难凭只手，挽既倒之狂澜。自知生无裨于国，无济于友，而率尔一死，则又轻如鸿毛，人我两无所益。故惟淡泊宁静，以义命自安，孤行独往。如此之人，譬犹风洞尘昏、飞沙扬石之际，自栖身岩墙之下，暂为屏蔽，眼见众生沉沦不可救医，而若吾身能独善，德行终无所玷，易箦之时，心平气和，欢舒无既，则亦丝毫无所憾矣。
按此即“穷则独善其身”之义，东圣西圣，其理均同。陈君寅恪尝谓“昔贤如诸葛武侯，负经济匡时之才，而其初隐居隆中，啸歌自适，决无用世之志。‘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及遇先主，为报知己，乃愿出山，鞠躬尽瘁。岂若今之插标卖首，盛服自炫，‘Advertisement’争攘权位。本自无才，徒以偾事，甚且假爱国利群、急公好义之美名，以行贪图倾轧之实，而遂功名利禄之私。举世风靡，茫茫一慨。吾国固然，欧美各国亦不异。且其中为恶者，操术犹工。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又谓“孔子尝为委吏乘田，而其事均治，抱关击柝者流，孟子亦盛称之。又如顾亭林，生平极善经商，以致富。凡此皆谋生之正道。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meansofliving。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至若弄权窃柄，敛财称兵，或妄倡邪说，徒言破坏，煽惑众志，教猱升木，卒至颠危宗社，贻害邦家，是更有人心者，所不忍为矣”。
陈寅恪在《赠蒋秉南序》中这样回顾自己的人生：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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